这一次我们汇报的形式与以往中国公司的传统不同，由我主讲，问到具体问题时，我一个眼色，早有准备的队员立即以具体图表数字支持。我们毫不回避失误，我的开场白部分就有四十分钟，专讲失误的原因，像层层剥开烂洋葱，辣眼辣心的难受，但非剥不可，不然说不清何以纠正，说不清后面的策略。我没有强调许多问题都是年深日久遗留下来的，我和我的团队能担得起。我们能讲清楚错在哪里，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措施去纠正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下面要做的目标、策略和计划（再次感谢莫师傅！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充分显示出我们是真正的团队，配合默契，声气相通；准备充分，逻辑清楚，所有人都有对全貌的理解，全过程四个小时整体全神贯注，随时准备“替补上阵”互相支援。
鲍尔默看到了这“最重要的”，他在结束时说了一番话：“我一直希望微软中国公司能够成功，能够长期的成功……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团队，一个有可能带领微软中国长期成功的团队……我喜欢你们的五个KRA，你们只须要高度的集中，把几件最重要的事做好，兑现你们的承诺，我会再回来检查的！”
scrub从来不是情绪宣泄的场合，那一天的凌晨1点，我们竟受到如此多的祝贺，来自鲍尔默和那些总部的高级经理们。
刚到IBM工作时，我总是一路小跑着，这和自学的拼命又是不一样的境界，那是对自己负责，这是要满足几个老板。开始时我真搞不掂，听令去银行取钱回来，就看见另一个老板的长脸，因为“找你去海关办事也不知你去了哪里”；从海关回来就看见桌上留的条子，又一个老板要买的文具应该是一个小时前交的……好不容易回到426房间，李太太和香港小姐同时去“喝杯咖啡”，我赶忙做复印，眼睛盯着电话心说“千万别响，千万别响……”，我的英文发音凑合可还是挺破，就怕接了电话听不懂误了大事……莫里哀不就写了个“一仆二主”就名垂史册了嘛，要是有谁排个戏“一仆多主”，我非演仆不行，谁也演不过我———我有“生活”！
在几个“老板”之间我最喜欢李太太和香港小姐———她们讲中文。听外国人的指令要特别费劲地留心，生怕理解不准确。小跑了一个月，天天晚上脚肿得脱不下鞋来（新鞋又小了！）。在这儿可不敢说“我身体不好，得过大病”，人家会特同情地说“噢！真为你遗憾！（Oh！I’msosorryforyou！）”，然后你就得回服务公司待派去了。我不是不想走回头路吗，那就坚持着！每两周回服务公司政治学习，领导总是关怀问候，鼓励我“坚持下去就是胜利”，听领导告诉我已经打破服务公司外派雇员在IBM服务期限纪录时，我还真感到了骄傲和光荣。
光傻干不行，我挺快琢磨出个“窍门”，甭管是去海关去银行还是去哪儿，出门之前我先小跑一圈知会所有“老板”们，老板们都受到了尊敬，脸就不那么长了。我的小跑功底赶得上陈佩斯演的那个为国争光的太监。在广州“占山为王”时，我走得快出了名，广东的先生们不习惯走得太快，出街时同行的男同事紧追慢赶总是落在总经理后面。我又总结出一招：优先时间管理法（后来才知道这一招是出过书上了论的，叫做PriorityTimeManagement），把所有不急的事安排在下班以后再做，比如复印、非紧急传真、收拾整理接待室等等。
累，我倒是不怕，我没想到最大的挑战是“孤独”。当时IBM起码有五六十雇员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的，我却真实痛切地感到孤独。除了接受指令时与人沟通，我就像个哑巴似的发疯地干活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，这儿的话我听不懂（不只是英语！），在我眼里这儿的人都特高级，做着我一辈子也搞不懂的高尚事业，我在走廊小跑时总是溜着边儿，怕挡了高级人的道。高级人们有时也挺客气地冲我“嗨”，只会加重我的自卑。刚刚把老板们理顺了，刚刚学会了勤务工作，我的心又开始痛苦开始不安份。人啊人，真是不知餍足的动物！几个月前我还为能多挣一百多块钱狂喜，现在又觉得自己是一钱不值的一粒沙子。
有一天我上街买了一大堆文具，回到长城饭店。司机小李帮我把几捆几箱的本子铅笔文件夹卸到小平板推车上，小李就先把车开回停车场去。小推车就是今天办公楼里送水送盒饭常用的那种，贴地的一块板下面四个小轮子，一端有个扶手，我推着小推车进不了转门，试了试旁边的推门是锁着的，就请门僮帮我打开一下。门僮没听见，我就再问一遍，刚说：“先生，劳驾……”“先生”回头说“听见了听见了！你是哪儿的？（‘你’重音）”，我说：“我是IBM公司的，在这里上班。”他问我要证明，我出来得急没带外企工作证，我不是IBM的正式员工也没有胸牌。我跟他解释，他就是公事公办不让我进；请他给IBM打电话查证他说不能管，我自己又打不了电话——电话在门里面他不让我进去。
吴士宏（19）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